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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從經濟學家觀點看世界貿易的市場、權力和政治(10週年增訂版)

作者:皮翠拉‧瑞沃莉(Pietra Rivoli)

譯者:洪世民

出版社:寶鼎出版

出版日期:2016∕1∕6

類別:全球化貿易、產業趨勢、關稅保護

原文書名: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New Preface and Epilogue with Updates on Economic Issues and Main Characters 2nd Edition

ISBN/條碼:978-986-248-519-4

定價: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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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上那件簡單的T恤,背後的故事一點都不簡單!

 

十年前,瑞沃莉用一件T恤帶我們認識全球化貿易的運作脈絡;
十年後,一件T恤的故事讓我們重新思考經濟與政治操作留給世人的省思!

T恤的10年全球經濟之旅
《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自2006年初版發行以來,掀起一波波全球化議題;就連在台灣,支持與反對貿易協定的聲浪也從未平息。無疆界市場是好是壞?有人見樹,有人見林。但在這個重利時代,沒有一國能夠置身世界貿易之外,每人每天都在面對全球競爭,本書探討的那件「T恤」,歷經十年之旅,如今也面臨愈趨複雜的問題。為了釐清局勢變遷後的全球化發展,「10週年增訂版」應運而生,以更詳盡、更新的人物近況與政經議題分析,為讀者解剖全球化的醜惡與美好,啟發個人反思全球化的優劣,並深入探討其背後的意義。

 

一件T恤訴說全球化真面貌
你一定聽過「全球化」這個名詞,但是否真正了解其背後的意涵?其實,全球化早已滲透你我生活的食衣住行。例如你穿的衣物可能在越南、印度或中國製造,喝的茶可能來自泰國、印尼,吃的肉類可能是從美國、澳洲、紐西蘭進口。但僅只透過媒體片面傳播,並不足以徹底了解全球化的實際運作與隱藏背後的故事。本書從一件看似單薄的T恤開始,揭開令人大開眼界的全球化貿易生產與供給鏈之祕:棉花如何成為織品?如何從一塊布裁剪為成衣?又是如何透過貿易手段,從工廠、中間商進入市場,最後來到你的手上?

 

跟著T恤走遍世界貿易地圖
皮翠拉‧瑞沃莉專攻國際商業社會議題,她以貼近大眾生活的一件簡單T恤為引,從追蹤其來源展開一場調查之旅,足跡踏遍德州棉花田、上海紡織廠,甚至到坦尚尼亞二手衣市場進行研究,探討現代企業與全球化演變在各國的政治、歷史、經濟、道德上造成的影響與困境。

 

揭露檯面下的市場干預與政治角力
書中真實人物的日常故事與專業的數據資料,意外揭開全球化的爭議點: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問題,政治在其中更是無孔不入。從自由貿易談判到關稅保護,從基改托拉斯到弱勢棉農自殺潮,從血汗工廠到公平勞動,從產業污染到環保意識;作者抽絲剝繭,娓娓道來這個被擁護者與批評者過度簡化的國際貿易世界。

 

用更客觀的角度看待全球化
瑞沃莉說:「左右兩邊都要看,但別讓腳步停下來。」以此提醒我們,應該用不同的立場來思考與探討全球貿易;畢竟,對與錯沒有清楚的界線。仔細探究,每件商品都隱藏著令人神魂顛倒的生意經、優劣互見的政治手段、予人啟發的歷史,以及小人物的夢想與希望。本書探討的正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議題,從一件T恤的全球之旅,開展令人意想不到、深具啟發性且觀點平衡的視野。
【本書特色】
透過這本書,你可以知道:
・一件T恤的生產與交易路線
・美國憑什麼稱霸棉花市場?
・中國何以主宰全球紡織與成衣工業?
・英國寶貴的工業技術如何外流到美國?
・一件棉T如何對環境造成衝擊?
・基因改造種子為何讓弱勢農民幻滅?
・自由貿易讓富裕國家影響貧窮國家的技術選擇
・為何有人為全球化拍手叫好,有人批判它是資本主義謬誤?
・廉價勞工遭到剝削的黑暗面
・非洲的二手衣市場撐起全球化貿易一片天
【國內學者專文推薦】
趙文衡∕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國內好評推薦】
張鐵志∕「報導者」共同創辦人兼總主筆
劉瑞華∕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國外媒體佳評如潮】
「引人入勝……T恤去哪裡,〈瑞沃莉〉就去了哪裡,而每個角落都有驚奇……充滿令人難忘的人物和生動鮮明的畫面。」──《時代》雜誌(Time)
「一部迷人又富啟發性的冒險故事……瑞沃莉一路跟著她的T恤,而這就好比梅爾維爾尾隨他的白鯨……她微妙而公正的筆觸完全避開了意識型態的矯情,而她觀察一個產業的細膩眼光,更具備成為經濟學經典的一切條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很少有商業書寫得這麼好,好到讀者甘心熬夜一口氣讀完。瑞沃莉的《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就是這樣令人愛不釋手。」──《CIO企業經理人雜誌》
「令人欽佩的成功之作……T恤或許沒有改變世界,但T恤的故事是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如何改變世界的翔實記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趣味盎然且秉公處理世界貿易之錯綜複雜的作品……誠如瑞沃莉一再強調,除了這句口號,自由貿易一點也不『free』。」──《舊金山論壇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令人神魂顛倒地探究了世界貿易的歷史、經濟和政治……《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是一部發人深省的冒險故事,呈現出全球化的醜惡與美好,也指出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碰撞,造成哪些始料未及的正面影響。」──《沃斯堡明星電訊報》(Fort Worth Star-Telegram)
「這部迷人而有見地的敘事打破了全球化辯論雙方的迷思。結合了歷史觀點與近期事件,本書一再凸顯,造就世界貿易贏家的因素不是市場力,而是迴避市場力……一張豐富多彩、橫跨古今的全球化掛毯,著眼於真實人物來抽絲剝繭,揭穿辯論所有面向的虛言。」──《亞洲時報》(Asia Times)

 

「別錯過這本經濟學的不凡之作。」──《印度人報》(The Hindu)

 

「啟發思考……無論你對全球化經濟抱持何種立場,在《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中,你都能找到許多認同之處,以及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中國日報》(China Daily)

 

「皮翠拉‧瑞沃莉完成了簡直不可能的任務。《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充滿色彩和生命力、幽默和戲劇性,同時也以理論、事實和政治經濟的微妙洞見為依據。」──查爾斯‧皮爾森(Charles S. Pearso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經濟學系主任

 

「是遊記、歷史也是經濟學……批評全球化的人士將會了解:為什麼沒有自由市場的力量,就不可能讓一些國家脫離貧窮;決策者也會學到教訓:若無改善貧國處境的民主政治機制,富國的經濟發展也了無意義。非讀不可的一本書!」──彼得‧杜赫提(Peter J. Doughert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資深經濟編輯

 

「透過真實人物和他們的日常生活,訴說全球化的戲劇性。……從這場引人入勝的旅行,萃取出深具意義的經濟與政治課題。」──蓋瑞‧哈夫包爾(Gary Clyde Hufbauer)∕華盛頓特區雷金納德‧瓊斯國際經濟資深研究員機構

作者/皮翠拉‧瑞沃莉(Pietra Rivoli)

美國喬治城大學麥當諾商學院(Georgetown University’s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助理教授,專攻國際商業、財金及商業社會議題等。著有《國際企業》(International Business),並於諸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如《國際企業研究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商業道德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商業道德季刊》(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及《金錢、信用與銀行期刊》(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等。
譯者/洪世民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曾任職棒球團翻譯、主編雙語教學雜誌,目前為專職譯者兼家庭主夫,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觀察的力量》、《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如何獨處》、《城市的倒影——發現曼谷》等。

推薦序
國外好評
寫在前面
序言

 

PART 1 棉花王
Chapter 1 萊恩許棉花農場
Chapter 2 美國棉的歷史
Chapter 3 回到萊恩許農場
Chapter 4 上帝給的災難不只是補助金

 

PART 2 中國製造
Chapter 5 棉花來到中國
Chapter 6 向下沉淪的競賽
Chapter 7 妳是我的姊妹
Chapter 8 無心的共謀

 

PART 3 邊界的紛爭
Chapter 9 回到美國
Chapter 10 群狗齊吠
Chapter 11 T恤貿易政策的偏離效應和意外後果
Chapter 12 為期四十五年的「暫時性」保護主義在二○○九年終止──現在呢?

 

PART4 我的T恤終於遇上自由市場
Chapter 13 T恤跟著救世軍回收箱到哪兒去了?
Chapter 14 小企業家如何為東非穿上舊美國T恤
Chapter 15 密通巴:非洲之友?之敵?

 

結語
後記:二○○九至二○一四的發展
I 美國棉還是王
II 向下沉淪競賽速度加快
III 字母大軍繼續行進
IV 二手衣競爭白熱化
致謝
附註
參考書目

推薦序

 

不可諱言地,全球化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問題。多數問題被視為是全球化所產生的副作用。然而,根據本書的作者,許多問題不是來自全球化本身,而是其他不良政治體制藉由全球化的機會圖謀利益所造成,這些政治體制覬覦全球化所造成的繁榮,運用不正當的手段壓榨勞工,形成血汗工廠。全球化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良的政治體制才是。如果沒有全球化,它們也會以不同的方式與面攫取不正當的利益,全球化反而讓其惡行曝露並賜與改正的機會。事實上,全球化的深化反而可以解決這些弊端。例如勞動標準的趨同是全球化的結果之一,它會迫使血汗工廠改善勞動環境。所以,當我們在批判全球化時,必須明顯的區分那些是全球化導致的現象,那些現象反而是因為阻礙全球化所造成。

 

除了本書所提出的血汗工廠外,有些國家因為政治極度腐敗與社會動盪,因而被排除在全球化的過程之外,它們甚至連建立血汗工廠的機會也沒有。這些國家多屬非洲國家,在其他參與全球化國家享受經濟繁榮時,它們的經濟停滯造成與其他國家的貧富差距加大,此亦被認為是全球化的負面效果之一。但與血汗工廠一樣,造成國與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各國的政治與社會體制。但這並不是說,全球化就完全沒有缺點,它明顯的使參與全球化國家國內貧富差距擴大,這必須依賴各國的社會福利政策來改正。

 

本書作者提出獨特的見解,以生動的案例告訴讀者,全球化背負了不該背負的罪名,她不但找出真正的嫌疑犯,為全球化洗脫罪名,還提供血汗工廠問題的解方。由於全球化洪流太過巨大複雜,一般均習慣不加思辨的將與全球化相關的現象歸因於全球化。尤其對具有反全球化意識形態的人士,將全球化視為所有罪惡的源頭,卻不知道全球化是造成人類進步繁榮的最主要動力。全球化強化不同地域的人民間的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交流,讓一些隱藏的黑暗無所遁形。儘管它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果,但都不值為了修正這些效果而阻礙全球化的進行。

趙文衡∕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寫在前面

 

受抗議學生驅使,一名商學教授環遊世界

 

一九九九年二月寒風凜冽的一天,我看著一群約百餘名的學生,聚集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校區中心的哥德式建築──海利大會堂(Healy Hall)前階梯上。他們慷慨激昂、鼓譟不休,校警在人群外圍來回巡守,以防萬一。這群學生確信自己品行端正,懷著一致的使命感;在面對錯綜複雜的迷惑時,能清楚判視黑白、分辨善惡。大企業、全球化、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惡棍,無情地摧毀世界各地勞工的尊嚴與生計。不久之後,五萬多名有志一同的激進者湧向西雅圖的WTO年會;到二○○二年IMF世界銀行會議召開之際,抗議群眾激增至十萬人。而壞蛋們在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和義大利熱那亞(Genoa)的集會,也受到反全球化行動主義人士百般阻撓。二○○三年在墨西哥康昆(Cancun)的WTO年會,又有新面孔加入──一個新開發中國家組織的代表;世界貿易會議也因嚴重貧富差距問題不歡而散。反全球化行動人士分別來自:大學校園、工會、宗教組織、歇業紡織廠、人權團體,以及非洲的棉花田。這些人全部集合在一起,堪稱是全球化的「後座力」。

 

起初,這股後座力使現存體制大吃一驚。就連左傾的《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似乎都對西雅圖那場「大屠殺」百思不解。「那究竟有何意義?」隔天他們在社論版上這樣問。從IMF大廈的高層辦公室俯瞰,樓下的烏合之眾是群本意良善,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蓄意阻撓者,堵住通往繁榮的唯一路徑。以傳統經濟智慧觀之,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明明就是窮人及被壓迫者的救星而非殺手,這股後座力怎麼就是搞不清楚狀況?截至二○○四年為止,世界貿易會議已將近五年沒有實質的進展。

 

不過幾乎在同一時間,這群搞不清楚狀況的經濟文盲,叫囂的音量竟然變小了。「唷!」商業體制似乎在說:「真高興那結束了。」但仔細查看便知,事情沒有真的落幕;相反地,反攻已經開始。儘管一些最瘋狂的口號(如「資本主義是死神」)已經消失,後座力非但沒有消退,反倒變成主流。過去只會出現在海報上或歌曲裡的議題,現在公然在國會殿堂、全球貿易談判會場,甚至是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會中討論起來:自由貿易對互惠貿易、國外代工、勞動和環境標準、貿易協定,還有範圍更廣的:富國對上窮國,富裕美洲人對上貧窮美洲人。雖然貿易議題在美國的歷史上鮮少獲得大眾青睞,今天卻儼然成為政治、經濟與道德論述的焦點。

 

回到一九九九年的喬治城,我看到一位年輕女孩抓起麥克風。「你身上的T恤是誰做的?」她問群眾:「是成天跟縫紉機銬在一起,沒得吃、沒得喝的越南孩子?還是每小時工資一角八,每天只能上兩次洗手間的印度少女?你知道她的房間擠了十二個人,沒有自己的床,只有稀得像水一樣的粥可以吃嗎?你知道她每星期被迫工作九十個小時,而且還沒有加班費嗎?別說是加入工會,你知道她連大聲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嗎?你知道她不只窮,還活在髒亂疾病之中,而這全都是為了替耐吉(Nike)賺錢嗎?」

 

這些事我一無所悉,不禁對拿麥克風的年輕女孩感到好奇:她怎麼知道的?

 

於是,接下來的七個年頭,我踏遍世界尋找答案。我不只找到我身上的T恤是誰做的,也跟著它的製造過程穿越千里、跨過三個大陸。這本書講的就是創造棉質T恤的人物、政治和市場的故事,一個全球化的故事。

 

或許有人會問,對於現今全球貿易的辯論,單單一件商品的「傳記」能有什麼幫助?就一般情況而言,說商業及經濟研究方面的故事已不合時宜。我們從故事中學不到什麼教訓,爭議仍然存在,因為故事只給我們「軼事」類的資料。以廣為現代人接受的方法論智慧來看,在某時某地確實發生的事情──故事或軼事──可能深具娛樂性,卻不具知識意義:故事無法讓我們系統化地闡述理論、測試理論,或進行歸納。如此一來,今天的研究人員擁有更多資料、速度更快的電腦和更好的統計方法,然而個人觀察的心得卻愈來愈少。

 

當然在其他領域,故事扮演的角色就比較受人尊敬。理查‧羅德斯(Richard Rhodes)在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作品《原子彈的製造》(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書中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探討原子彈發明的過程,以此闡明一群高智商人士在工作上的智力發展。蘿芮兒‧尤瑞奇(Laurel Ulrich)在《一個中年婦人的故事》(A Midwife’s Tale)中,用一位看似平凡無奇女人的日記,建構二百年前緬因州(Maine)森林裡的生活,突顯一地的經濟、社會結構和物質生活模式,是無法套用在別處的。歷史學家羅伯特‧達塞爾(Robert Dalzell)則在《企業精英》(Enterprising Elites)一書中敘述美國第一批工業家的故事,看他們在十九世界新英格蘭(New England)建立的世界,進而呈現工業化的過程。所以,故事,不管說的是一個人也好,一件事也罷,都不僅呈現一個生命或過程,更彰顯了孕育這個生命或過程的廣大世界。這也正是我這篇T恤故事的目標。

 

「這個世界還需要講全球化的書嗎?」這是賈格迪許‧巴格瓦帝(Jagdish Bhagwati)新書的導言標題。(註1)嗯,這世界當然不需要再多一本以抽象概念批評全球化貿易或為其辯護的書,因為雙方面的論據均已闡述得夠強而有力了。(註2)我寫這本書不是要捍衛哪個立場,只是要說個故事。儘管T恤的故事會浮現若干經濟和政治議題,但那不是我的出發點。換句話說,我說T恤的故事不是要傳達什麼道德教訓,而是要找出「故事的」道德教訓,看故事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

 

當然故事中也灌注我個人的偏見,迄今這些偏見仍在我心。身為受過正統訓練的金融與國際經濟學者,我和我的同事都有那種多少令人倒胃口的傾向,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了解我們所了解的──如果他們「懂」的話──就不會吵得這麼凶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發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倡導自由貿易已逾二百年,我們卻還在設法務必要讓學生、國人和共事者「懂」,因為我們相信,只要這些人了解,每個人都會認同我們的觀念。當我碰巧在喬治城遇到抗議事件、聽到這段對T恤的謾罵,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這個年輕女孩雖然本意良善、陳辭愷切,卻沒抓到重點。她需要一本書──或許就是這一本──來為她說明一切。但跟著T恤環遊世界後,我的偏見已不再那麼偏頗了。

 

長久以來,貿易和全球化的辯論都呈現兩極化:善對抗全球市場之惡。經濟學家普遍主張,國際市場競爭會捲起富裕之浪,(至少在最後)可頂起所有船隻;批評人士則擔心市場力量的無情效應,特別是對勞工的衝擊。他們尤其擔心服飾方面的自由貿易,很可能只會導致工資和工作條件呈螺旋型下跌,最後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書中描寫:終將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然而,以我這件T恤的一生看來,全球化倡議者和批評者都太看得起市場了。雖然故事的確受到競爭激烈的經濟市場影響,但T恤一生中發生的關鍵事件,和競爭市場的關係其實沒那麼密切──政治、歷史和刻意避開市場的策略才是重點。就算是對高度競爭市場讚不絕口的人,也不願親身體驗市場的強大威力,因此我的T恤一生各階段的「贏家」,擅長的更不是在市場裡競爭,而是避開市場。這些旨在逃避的策略對窮苦百姓的殺傷力,比市場競爭本身還強。簡言之,出乎意料地,我的T恤故事呈現的重點不是市場,而是一張由歷史和政治編織成、將市場困於其中的羅網。在揭開T恤一生的過程中──特別是與目前爭論不休議題有關的部分──我始終不得不去探討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

 

許多經歷過貧困的國家(如台灣和日本)都因全球化而富足安康,許多仍算貧窮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也不若以前那樣悽慘。然而,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大部分在非洲)並未霑得全球化的雨露。此外,在某些快速成長的國度(如中國)裡,也有許多百姓被遠遠拋在後頭。我的T恤故事正是說明:全球化在某些環境固然有可能提升財富,在其他地方卻成為「贏不了」的陷阱;似乎是政局不安定,或是政治、市場運作不良,注定了經濟失敗的命運。

 

我的T恤故事也呈現出,全球化辯論的反方(不管有意無意)也是改善人類生活條件不可或缺的一方。在現今爭論的濫觴時期,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提出著名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市場力量一方面是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又是社會保護貿易制度的產物。(註3)博蘭尼認為正反兩方恐無和解之一日。後來幾位作家──文筆最佳的應屬彼得‧杜赫提(Peter Dougherty)──卻反過來主張「經濟學家只是廣大文明計畫的一分子」,市場的生存尚需仰賴各種形式的後座力。(註4)我的T恤故事即沿著杜赫提的說法發展:單是市場或後座力其一,都不足以為種棉花或縫製T恤的窮人捎來希望;雙方不自覺下的共謀,才能開創出前景。懷疑自由貿易者需要大企業,大企業也需要有人質疑,而最重要的是:亞洲被剝削的勞工和非洲的棉農,更需要這正反兩造同時存在。

 

我動筆寫這本書時,完全沒料到T恤的故事竟會和當代幾件最重要的經濟大事扯上關係:掌握紡織品貿易四十年之久的政權──從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選舉政見起算──在本書完成之際終於斷氣,留給一個屬於失敗者的美麗新世界、少數大贏家,和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約莫同時,全球最貧窮的國家聯手發動一個大衛對抗巨人式的驚人行動,以全球貿易會議為人質,要脅美國提供農業補助,特別是對棉花,我T恤主要(或者該說唯一)原料的補助。九一一事件後沒幾天,在政府雷達螢幕下,T恤銷售和軍事援助這兩個不相干的議題,竟在布希(Bush)政府和巴基斯坦(Pakistan)一場詭異的協商中被綁在一起,顯示美國紡織業仍握有出人意表的權力。而中國,我T恤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也躍上中央舞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這個奇特的資本主義警察國家(police state)像氣球一樣迅速膨脹,用低成本的進口商品淹沒美國,迫使美國每家公司不分大小都得擬定「中國策略」,對付「中國價格」或處理「中國威脅」,同時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無不努力解釋他們在「中國議題」方面的立場。

 

最後,從我第一次在喬治城大學碰到抗議事件開始,學生們以和平方式占領了學校校長室,拒絕讓步,直到校方及校服供應商答應處理喬治城T恤及其他服飾商品背後,那據傳的「血汗工廠」情況。全國數十所大學陸續有類似抗議事件上演;過去五年間,學生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士已徹底改變競賽規則,改變了全球一些大企業做生意的方式。多虧有這些後座力,今天的T恤故事才能改頭換面,比短短幾年前的故事更好。在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以為會寫出一個故事來幫助學生用我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了解市場在改善窮人生活方面的成效。我的確寫出這麼一個故事(但願如此),但那不能說明一切。在此,我必須對這些學生說,(現在)我了解你們為什麼會走這條路了。

 

現在我也更加了解這篇T恤傳記中的人物:尼爾森、露絲、蓋瑞、遠志、艾德、古蘭、蘇勤、穆罕默德、永芳、奧吉和派屈克。他們都是很棒的人,每個都很棒,能遇見他們是我三生有幸。希望每一個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有興趣的人,都能遇見他們。這本書瞠乎後矣。

Chapter 2
美國棉的歷史

迴避勞力市場而致勝

需求提升:低階層也想穿華服
世界最先出現的工廠是棉紡織廠,而促成十八世紀英國發動工業革命的,正是棉布棉紗生產的企業化發展。紡紗織布技術的迅速提升,不僅使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也為紡織品製造業闢出一條道路:從住家和工作坊轉移到工廠。英國棉業生產力暴增大幅降低了價格,使窮人第一次穿得起華美動人的衣裳,新的消費階層於焉誕生。十九世紀歷史學家貝恩斯(Edward Baines)如此描述這種「廉價棉製品之消費需求拉升」的現象:

棉製品價格愈來愈低,帶給大部分人的利益難以評估……低階層的人們現在也可以穿得整齊,甚至穿得華麗,就像上個時代的中上階層一樣。這種十九世紀的全國性覺醒可能會展現出媲美十八世紀客廳的漂亮服飾。

技術方面的創新提高了生產力,生產力的提高降低了價格,低廉的價格刺激了對紡織品的需求,讓英國開始渴望原料棉。英國大眾一對「華服」產生興趣,這種喜好就勢不可擋。當時一般平民穿得起的棉製衣服,價值相當於今天美金五塊九毛九的T恤。接下來,就跟現在一樣,消費需求主導了世界貿易潮流的起落。
當然,英國對棉的需求日增,尚不足以解釋美國滿足英國需求的成功。的確,在工業革命濫觴之際,美國似乎不像是個前途光明的棉花產地。圖2.1就顯示,一七九一年時,美國在全球棉花生產的市場占有率可說微不足道。該年美國南部才生產二百萬磅的棉花,根本不堪與其他地方相提並論。要說年產四億磅的亞洲產棉者(主要在印度)受到美國南部的強力挑戰,根本毫無根據。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令人咋舌了:美國棉產量在十年間暴增二十五倍。而在南北戰爭(Civil War)前夕,南方每年盛產超過十億磅重的棉花,約占全球總產量的三分之二。棉花生產轉為出口導向是擋不住的趨勢。一八一五年至六○年間,棉花占了全美出口總值的二分之一,而美國出產的棉,有超過七成外銷,主要是銷往英國。在短短數十年間,美國棉農已打得競爭對手抬不起頭來。
這場勝利的代價不低。首先,由於一心將資本、勞力和創業精力投注於棉花的生產,美國南方在其他產業發展遠遠落後於北方,這個鴻溝直到近二十五年才顯著消弭。第二,早期美國棉花絕大部分是產自蓄奴的農場,而奴隸制度無疑是大幅提升棉農「生產力」的主因。此外,雖然農奴絕對是美國經濟史上諸多勞工制度中最糟糕的一種,但我們都知道,在T恤等棉製品的生產和貿易上扮演要角的惡質(或至少引起反對的)勞動制度,蓄奴不是唯一。關於這個議題,當今的貿易懷疑論者說得有理。

棉花經濟之惡
蓄奴是美國第一個用以保護棉農,讓其免於承擔競爭市場風險的重大「公共政策」。基於種種理由,仰賴競爭激烈的人力市場──而非奴隸市場──是栽種者不願承受的風險;如果所依靠的是人力市場,美國棉花生產應不會有如此爆炸性的成長。
在蓄奴的南方,種植棉花是令人心力交瘁的工作。每年早在仲春之初,就要用鋤頭和騾子拉的犁頭播種,緊接著與雜草的戰爭便開始了。脆弱的棉花植株自己無法抗衡野草的強取豪奪,因此需要工人持續照料,以保幼苗不受雜草侵害。事實上,據許多日誌記載,如何讓棉花免受雜草威脅或許是棉農最擔心的事情,也是最費力的工作。緩慢的除草和間苗工作得一直持續到夏末四個月的收穫季開始為止。在大農場中,從準備工作、播種、除草到收成,一名工人大概要負責十八畝左右的棉田。
麻煩的是,這些工作的時機和難易度均受天候宰制,所以除了相信氣象預報,棉農無法預期今年要付出多少勞力。若春雨綿綿,每塊田都需除六次草,比正常情況增加一倍。棉花的收成又更難以預測了。(即便在今日,尼爾森和露絲‧萊恩許也不敢事先計畫感恩節旅行。)棉花不能在雨中或仍然潮濕的天候中採收,而且基本上要放個三到四天才能乾燥。因此,多下幾天雨的意思是,採收的人可能會一個星期無所事事。可是一旦棉花接觸空氣晾乾了,就必須盡快採收,這樣柔軟蓬鬆的花絮才不會被風吹走或掉到地上。淋到雨的棉花會污損和失去韌性,所以一看到雨雲眾積,棉農得趕快採收完畢。
若仰賴市場機制,根本找不到勞工來做這種不可預期的苦力。如蓋文‧萊特(Gavin Wright)的主張,就算美國南部確有人力市場存在,也幾乎沒有運作空間。農場分散各地,使通訊交通分外困難。人口密度低、全年人力需求不均,加上資訊流通不佳,代表仰賴「市場」來滿足人力需求的棉農,很可能無論花多少代價也無法採收作物。此外,農業人力的問題街不限於勞工短缺或薪資過高。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一個運作健全、可讓農工和栽種者有效斡旋的市場。仰賴市場在正確的時機提供恰當的勞工人數無非是一場豪賭,棉農自然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就算是運作良好的人力市場,棉花生產的報酬能否吸引勞工投入也令人懷疑。早期一名研究棉花經濟的學生指出:「在白人都能取得廉價土地時,想吸引他們做工領薪水實在太難了,這無疑是棉花產業為何不能靠自由勞動力、而得靠奴隸才能發展的主因。」當然,黑人也有相同的情況。如果沒有奴隸制度,相信黑人會和白人一樣,寧可為屬於自己的農地賣命。何況早期美國南方的土地,基本上是「先占先贏」。
總而言之,南方棉田是不可能吸引自由勞動力──不論黑人或白人──來做雇工的;人力市場運作不良,和工人們有更好的選擇(自家農場),都是原因。因此,奴隸制度讓棉農得以同時避開和人力市場交涉的相關風險,及突破家族勞動力的限制。奴隸制度也讓棉農得以耕作更大的面積;面積愈大,棉花產量自然也就愈多。南方一座棉花農場的平均面積將近是北方自由州棉田的兩倍,而農場面積和棉花產量呈現強烈的正相關;至少小於六百英畝的農場是如此。簡單地說,大農場都是蓄奴的農場,不是家族農場。而在一八六○年時,世界大部分的棉花都是奴隸農場生產的。

給提琴手好的提琴拉
光是蓄奴尚不能保證大規模的棉花生產一定成功,還需要管制、監控和刺激等有效制度。這些制度除了能確保奴隸農場的經濟成果,也是蓄奴池持續慘無人道的主因。農場的獲利能力並非取決於有沒有奴隸這件事,而是要看栽種者能否誘使奴隸在無法預期的時間點不斷徹底付出勞力。要生產大量棉花,栽種者必須設計出一種「工廠」體系讓諸多工人重複同樣的工作,並隨天氣變化而「調整」工作時間。栽種者驅使奴隸賣命的方法相當複雜,混合了正面的刺激(像是獎賞)、負面的刺激(像是鞭打),以及溫和的專制主義(paternalism)。蓄奴者的日記裡常有同樣的主題:栽種者必須負起保護這些「受撫養」者的道義責任,而受到良好照顧、心情愉快的奴隸往往生產力較高。喬治亞州(Georgia)一座大型農場的主人以自己的經驗為例:

首先要費心的是為我的「營地」挑選能得到充分遮蔭的適當地點……為我的黑人們蓋幾棟舒服的房子……有間大屋子是孩子的托兒所,他們白天會帶出去,由一位細心且經驗豐富的女性照顧……她唯一的職責就是……看看孩子們有沒有好好吃東西,有沒有得到照料……還有一間寬敞又舒適的醫院,是專為生病的黑人設置……還有件事不得不提,我有位很好的提琴手,我給他很好的琴拉,要他每個星期六晚上為黑人演奏至十二點為止。

唯恐我們也想簽約受聘似的,作者後來指出他古道熱腸的人力資源政策降低了,但並未消除鞭笞的必要。不管動機為何,溫和專制主義顯然能加強栽種者對奴隸的控制,是相當有效的管理方式。再配合不間斷的監控及正反兩面的刺激,栽種者的統治堪稱完備。
總的來說,奴隸制度是一套不斷演化的公共政策的先驅,順利將農人阻絕於市場危機之外。美國能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棉花產地,靠的是穩定的農場勞動供給,可是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透過市場機制根本找不到心甘情願的農業勞工。但光是蓄奴並不足以確保生產力,為驅使奴隸反覆從事生產棉花的苦差事,栽種者必須使用混合式管理機制,包括恩威並施、溫和專制主義和不斷監控等。當然,這類「命令與控制」工廠管理系統的諸多元素,在現今許多產業中仍看得到影子,恩威並施與監督機制都沿用至今。
許多早期美國棉業的課題仍是當今爭論的焦點。美國能在棉業獨領風騷,證明商業成就可以透過慘無人道的手法達成,這點格外切合T恤的故事:在批評家眼中,利用血汗工廠生產的情況其實和奴隸制度相去不遠。但美國棉的早期故事也為「市場恐懼症患者」(marketphobic)揭露了重要的一課:注定奴隸命運的不是勞動市場的險惡,而是市場的壓制性。時至今日,壓制市場、和避開市場、不要在市場競爭的戰術,仍是可行的商業戰略,尤以農業為甚,其他產業亦不乏案例。我們將在後文見到,能夠壓制競爭和避開競爭,往往是貧富力量失衡的結果,而這種失衡仍存在於現今世界的棉花農業中。

棉農的瓶頸
奴隸制度、西部拓荒和來自東邊的強大需求固然「解決」了人力問題,但仍不足以構成美國棉的勝利。在向西擴張的途中,棉農遭遇或許是美國經濟史上最大的生產瓶頸。在從大西洋岸深入內陸三十哩後,棉農才發現英國工廠所需較具光澤及韌性的海島棉(Sea Island cotton)不會開花,只有纖維較短、種子黏性較強的高地棉(Upland cotton)才能在更西邊的內陸生長。海島棉的棉絨和種子可用來自印度的古老裝置「去棉籽機」(Churkka gin)分離,種子較黏的高地棉則不行。
這個瓶頸的嚴重性顯而易見。縱使一個年輕健康的奴隸每天可採收三百磅棉花,小孩一天大概也可收個一百磅,但附著種子的棉絨根本沒有市場。既然去棉籽機沒辦法取出高地棉的種子,就得靠奴隸用雙手執行這項任務。可是那種子黏得難以對付,一名奴隸一天頂多只能清個一磅。依這種速度,英國的紡織廠想不餓死也難。
因此,就算沒有艾力‧惠特尼(Eli Whitney)出現,相信很快也會有別人發明軋棉機(cotton gin)。一七九二年秋天,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已經到齊:一個生產瓶頸、一種想法、一個資金來源和一條創造獲利的途徑。對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故事的重點不在於惠特尼──貧窮國家多的是聰明具發明才能的人──而在一切必要條件能否匯聚;能匯聚,才能向前躍進。

當發明家碰上創投資本家
從小時候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到耶魯(Yale)大學畢業,惠特尼在親朋好友眼中一直是個很會發明小玩意兒的天才。大學畢業後他旅行到南方,找到一份私人教師的工作。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或許由他自己來說最好。他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一日寫了封信給他的父親。這封信流露出他的技術才能和創業家幹勁,更感人的是,它呈現一個年輕人為追求創業夢想,而多少忽略家庭責任的內疚與激動。他在開頭承認自己應該早點寫信,讓父母親知道他在忙些什麼:

親愛的父親:
收到您八月十六日寄來的信實在很開心,也很高興知道您身體健康,家裡自我離開後一切都很好……我巴不得能早點回威斯波羅(Westboro),可惜力有未逮。父親,我猜您一定很想知道我離開大學以後在做什麼。這您有權利知道,我也有告知的責任,而且應該更早跟您說才是……

前往喬治亞州沙凡那(Savannah)途中,惠特尼遇到在革命戰爭(Revolutionary War,亦即美國獨立戰爭)中陣亡的格林大將軍(Major General Greene)的遺孀和遺族。格林夫人很欣賞這位彬彬有禮的年輕人,邀請他在家中農場住個幾天再上路。適逢一群革命戰爭時的部屬來農場向將軍遺孀致意,沒多久,大夥兒聊起美國迫切需要能析出高地棉種子的機器,以滿足英國方面的需求。棉農相信,就是這些種子擋住他們的財路。「男士們,」格林夫人說:「不妨請我這位年輕朋友惠特尼先生幫忙──什麼都難不倒他。」
惠特尼馬上提出異議,說他從沒見過棉花或棉籽;不過他也隨即燃起興趣,信中的下一段就是證明:

從紐約到喬治亞的途中,我遇到已故格林大將軍的一家人,跟著去到他們的農場……預計住個四、五天……這幾天我聽很多人說到清除棉籽,也就是把種子和棉絮分開的難處。格林女士家中有很多位值得尊敬的紳士一致認為,如果能發明一部可以迅速清理棉籽的機器,對國家和發明者本身都是很棒的事。

最關鍵的部分來了,格林農場裡有位創投資本家(venture capitalist),惠特尼在信中說道:

我不由自主開始想這件事,腦中浮現一部機器的藍圖,於是把想法告訴米勒(Miller)先生(他……也住在格林家,是位值得尊敬的富人)。他很高興,說如果我願意做出機器並測試它的成效,一切費用都由他負擔。除了付出時間,我不會有任何損失,而只要我成功了,我們可以共享利潤……

當然,這部機器成功了。惠特尼簡單確實的原型機器馬上在美國南方各地複製。好消息是接下來八年,棉花產量提升二十五倍,到一八二○年更超過九十倍。然而壞消息是,艾力‧惠特尼的軋棉機在鞏固南方棉田的奴隸制度上,比其他任何單一因素更甚。對栽種者來說,軋棉機愈耐用愈好;但對被買賣、蓄養、鞭打、捕捉來聽小提琴演奏的男男女女而言,它壞了才最好。

競爭對手在哪裡?
我們必須問的是,競爭對手在哪裡?尤其是,印度和中國到哪兒去了?為什麼這些十八世紀晚期世界數一數二的產棉國,會被美國人遠遠拋在後頭?
一開始,如圖2.1所示,在美國棉產量暴增的同時,其他國家的產量仍保持穩定。由此可見,美國產棉者並未以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生產壓倒競爭對手。古老產棉國的生意還是照做,只是生意一如以往仍不夠好。
隨著新型紡織機問世、消費階層迅速成長,英國對棉花的需求激增。這種需求不是穩定成長,不是可讓過去棉花生產者安穩騎乘到退休的那種曲線。英國工業革命是棉花故事中的一道閃電,就像軋棉機、棉蛉象鼻蟲(boll weevil)或解放農奴一樣,改變了未來的一切。一八六○年時,英國每年要消耗十億磅的棉,這個數字遠遠超過美國以外的全球棉花產量。
需求劇增當然需要供應量劇增。所以問題是,為什麼供應量劇增的是美國,而非其他過去的產棉大國?如果我們再提出一點:為降低風險,英國其實一直不遺餘力地試圖減輕對美國棉的依賴(當然成效不彰),這個問題又更費疑猜了。
簡單地說,現代化的市場尚未在印度或中國成形,不論是棉花或其他商品都一樣。經濟史學家大衛‧蘭迪斯(David Landes)建議,要了解經濟史上的某件事為什麼會或不會發生於某時某地,我們可以問:「誰會因此獲利?」如果提高生產力、改善品質和賣給英國工廠能讓印度或中國的棉農獲利,他們早就這麼做了。很顯然他們不會因此獲利:風險太高,且報酬十分有限。那種獎勵構想、進步和創新的資本主義,尚未在亞洲落地生根。印度和中國欠缺資本主義的基礎。
首先是沒有財產權的觀念,依十七世紀旅印法人法蘭西斯‧柏尼耶(François Bernier)的說法,就是沒有「我的和你的」(mien et tien)的觀念。沒有誘因促使他們改進古老的方法、學習如何種得更多、種得更好。農人任憑統治者擺布,而統治者不是出缺,就是三天兩頭改朝換代。柏尼耶說,就算創造出財富也必須隱藏,以免被侵占或掠奪。
中國亦然,種棉花根本無利可圖。在帝王專政下,沒什麼冒「商業風險」(以現代的解釋法)的理由。十八世紀末一位基督傳教士記錄:「一想到努力只會換來懲罰而毫無獎勵,任哪個天才都會氣餒。」蘭迪斯指出,中國的「文化優越感和器量狹小的專制統治,讓(該國)不願追求進步、學習成效不彰。」在文化上,從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統治中國的清朝,屢屢表現出對一切西方事物的反感,以及厭惡改變的態度。一位赴中國旅行的耶穌會信徒評論:「中國人比較欣賞古代事物的缺陷,勝於現代事物的完美……」換言之,中國的「惠特尼們」沒有嘗試的理由。
當然,表面上美國棉能打敗印度和中國,是拜奴隸制度所賜。一八五三年一位觀察家言之鑿鑿:美國棉農的「優勢」來自於「靠家庭蓄奴制度得來的低廉、可靠勞力」。儘管奴隸制度確實能讓棉廠產出巨量的棉花,可是印度和中國不也有千萬人民為暴虐無道的統治者做白工,而且不敢說不?為什麼這些人民始終未組織起來生產大量棉花以供出口,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此,雖然蓄奴的確能讓棉農避開勞動市場的風險,但這仍未解釋其他國家為何無法掌握工業革命造就的機會。工廠式的棉花生產作業尚需其他機制──財產權、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還有今天所謂的「管理」──支持並扮演吃重的角色。時至今日,管理仍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也是諸多貧窮產棉國的一大挑戰。在馬利(Mali)、布吉納法索和貝南這些國家的惠特尼們應該也沒有嘗試的理由。

上帝給的災難不只是白人
南北戰爭爆發前夕,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參議員詹姆士‧漢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同時也是前州長、農場主人和棉農)在參議院發言。這是當年站在南方立場最出名的政治演說之一,漢蒙德大聲疾呼,蓄奴農場的瓦解勢必會造成世界毀滅。漢蒙德力求維護的不只是南方鄉紳的生活方式,而是整個文明:

有哪個腦袋清楚的國家敢向棉花宣戰?不必開槍、不必拔劍,假如他們敢向我們宣戰,我們可以將整個世界踩在腳下……三年不供應棉花會怎麼樣?……可以確定的是:英國會摔個倒栽蔥,還會拉整個文明世界一起下水──除了我們美國南方以外。

漢蒙德敢做出這麼可怕的預言,是因為他了解棉花對美國北方各州和歐洲工業中心而言十分重要。在各個新工業區河畔林立的巨型紡織廠,都需要美國南方供應棉花。這坨蓬鬆的東西,這團拳頭大小、比呼一口氣還輕的圓莢,卻至高無上地支配著(不管仁不仁慈)世界的新經濟秩序。美國南方的棉花是天賜的獨占事業。漢蒙德的推論是,既然北方各州和英國都不能種,工業世界一定會向棉花低頭,所以南方沒什麼好怕的。

不可以,你們不可以向棉花宣戰。世上沒有哪個強權敢向棉花開戰。棉花就是王。

從漢蒙德的話中可見,他不相信棉花王國可以在北方統治下欣欣向榮。摧毀蓄奴農場就是摧毀棉花經濟,他這麼認為。
但在南北戰爭解放農奴之後,南方的棉花經濟卻毫髮無傷,因為美國公共政策繼續保護棉農避開勞動市場的風險。棉花生產所需的人力仍屬高度季節性,棉農的挑戰依舊是如何在無法預期的緊要關頭募集充分人力。可是勞動市場的交易還是步步驚魂,因為市場還是無法保證在緊要關頭以某種價格提供人力。不能再以奴隸制嚴密掌控的地主,需要另一種方法來視需求將勞動力和他們的土地綁在一起。隨後出現的勞動制度──佃農制,或稱分糧(sharecropping)──完全符合需求。
為換取佃農的勞力,地主除提供膳宿,還給他們打獵捕魚的權利。由於提供的是膳宿而非現金,地主得以讓工人一直待在農場,以便於關鍵時刻貢獻勞力。工人也被契約束縛,他們欠地主的債,得靠收成作物來償還。

不公平的勞動關係
美國政府陸續制定各項公共政策綁住佃農,連帶使棉農遠離勞動市場交易的風險。漸漸地,「佃農」在法律上的定義轉而對地主有利,在「作物留置權法」(crop lien laws)通過後,局勢更為明顯。這些法律改變了佃農在法庭上的身分,愈來愈像是領取作物以代薪水的勞工,而非共享收成的佃農。這個差異至關重大;若是勞工身分,佃農對作物就沒有留置權,因為嚴格按法律來說,作物是屬於地主的。於是,作物留置權法一方面將佃農阻隔於資本市場外,一方面又放寬地主獲取資本的權利。其他諸如「流民法」(vagrancy laws)和保護地主避免勞工跳槽的「勞工讓渡法」(alienation of labor laws),目的也是在綁住佃農。同時,栽種者反對黑人和貧窮的白人子弟上公立學校受教育;目不識丁、缺乏教育的工人,自然無法跟栽種者一較長短,工作方面便無從選擇。
此外,由於契約束縛,佃農根本無望逃脫求生。佃農「擁有土地」的夢想,已因陷入永久負債循環(每次收成佃農分得的作物只夠償還當年的負債)又不得進入資本市場,而徹底粉碎。據傳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對此有過相當貼切的評論:「農業靠賒帳支撐,就好比用細線幫忙拉著受絞刑的人。」
阿拉巴馬州(Alabama)棉農尼德‧柯布(Ned Cobb)也曾深陷佃農制的圈套。他回憶說,一九○八年時他收成了六大包棉花,是相當可觀的收穫:

六包都得給克提斯(Curtis)先生。在一個欣欣向榮的地方,我卻停滯不前……給了棉花後我身無分文……克提斯先生要巴克‧湯普森(Buck Thompson)先生供應我日常生活所需……我一切開銷都先記帳……〔克提斯先生〕付錢給湯普森先生,我則給他我的收成,交易就是如此。所以時間一到,他除了拿走原本講好的半數作物,我賒的帳也換算成三包棉花給他了。

柯布的傳記年年都重複同樣的情景。有幾年在付給地主後會剩一點棉花,有幾年收成不夠清償,隔年柯布就得從負債開始。多虧有創意十足的算帳法,剛好打平的比例最高。研究人員發現一個驚人的巧合:一九三二年在阿拉巴馬州梅肯郡(Macon County),黑人佃農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收支相抵。
諷刺的是,農場主人巧妙設計公共政策來馴服讓勞動力且不讓他們受教育的成就,沒多久就遭到報應。在二十世紀初,棉蛉象鼻蟲開始肆虐南方棉作物之際,政府大力動員,向棉農宣導抵抗蟲害、拯救作物的方法。消息和建議會傳進大型農場和受過教育的棉農耳裡;一貧如洗、目不識丁又得自力更生的佃農(不分黑人、白人)卻常置若罔聞。於是,一九二一年,約有百分之三十的棉作物──主要是由小佃農耕作──毀於象鼻蟲害。許多人被迫離開農場。那段光陰,尼德‧柯布記得很清楚:

那是棉蛉象鼻蟲時代……那些白種人告訴有色人種說:「如果你們不把棉桃(cotton square,或稱棉鈴)從地上撿起來,不把象鼻蟲殺掉,就不供給你們膳宿。」就這樣把象鼻蟲之禍推給有色人種承擔。一旦蟲子把作物吃光,就沒人有辦法還債了。

「沒錯,」他後來補充,就拿棉蛉象鼻蟲這個例子來說:「上帝給的災難不只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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